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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淮矿家史】官僚资本的垄断
 时间:2017年09月20日17:48:34 来源:威尼斯人娱乐网_澳门威尼斯人博彩中心 编辑:田庆伟
 

    【导读】

   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从当年9月至次年3月,国民政府委派淮南矿路公司接收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。1946年4月1日,淮南煤矿局再次成立,隶属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,全局重新分为三个矿场:原大通煤矿及分矿为第一矿场,原九龙岗煤矿西井及分矿为第二矿场,原九龙岗煤矿东井为第三矿场,中央工场更名为“中央机厂”。


☆1946年的九龙岗煤矿西矿

    1945年10月,淮南矿路公司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,着手规划矿区煤炭生产和各项事业,首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恢复九龙岗和大通两矿的煤炭生产上,计划分三期工程进行:第一期工程,组织抢救险区,修复巷道和机电设备,以维持煤矿简易生产。第二、三期工程的重心是开凿新井、延深老井。至1947年底,先后改建第一矿场(原大通矿)负180米-240米东暗井、5号井由100米接深至180米水平、开掘240米-300米斜井;第二矿场(原九龙岗矿西矿)开掘2号井300米水平、老3号井240米水平、5号井100米以上煤层、新3号井由180米接凿至240米。10月份以前,淮南煤矿局月产30000余吨;到12月份,月产达到60000余吨。年底共产煤410487吨,大大超过原先预计目标。

    抗战胜利后,官办淮南煤矿局和商办华商大通煤矿公司生产逐渐恢复,煤炭产量逐年递增。但是,由于战后华东地区经济迅速恢复,对煤炭的需求日渐旺盛,淮南地区煤炭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因此,整合现有煤矿、提高煤炭产量,成为政府和企业经常思考的问题,也是当时全国威尼斯人娱乐发展的趋势。

☆淮南矿路公司和华商大通公司合并方案

    为了加快两矿合并进程,淮南矿路公司于1946年5月召开董监联席会议和第二届股东大会,通过了《淮南、大通两矿合并计划草案》、《战时业务报告》和《接收报告》等。合并计划草案提出:两矿现有资产估价为国币1800万元,淮南矿路公司占2/3,即1200万元;华商大通公司占1/3,即600万元。合并后股金总额改为1500万元,按资产估价的比例,淮南矿路公司应得股票面额1000万元,华商大通公司应得500万元。但是,淮南矿路公司要求合并后占股权比例3/4,华商大通公司必须从500万元股金中再让出125万元,售与原淮南矿路公司股东。不难看出,这个单方面的合并草案,是一个损人利己的霸道草案。华商大通公司的股东们对此持有异议,不予首肯。此后,双方经过反复磋商,始就合并草案的修改达成共识。

    1947年9月21日和12月19日,双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分别通过了修改后的《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 华商大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方案》及《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资本方案》,并授权双方董事会办理合并手续。按照新的合并方案,淮南矿路公司资产估价为600万元,华商大通公司资产估价为300万元,合并后双方所占股权比例和资产比例相同。同时,合并方案还规定在股东会选举新的董事、监察人时,应从原淮南矿路公司股东中选任2/3,从原华商大通公司股东中选任1/3。但是,合并方案最后一条规定“现金增缴股款经催缴后,愈期不缴者作为放弃论,由董事会另行筹补足额”是大有文章。因为,华商大通公司多为民间小股东,在当时通货膨胀率高达天文数字的情况下,大部分股东无力一次缴足应增缴股款。而以宋子文为首的建设银公司作为淮南矿路公司的后台,则财大气粗,理所当然地“补足”华商大通公司小股东缴不出的股款取而代之,十分巧妙而又隐蔽地扩大了自己在公司中的股权。

☆淮南矿路公司章程 

    1947年12月26日,淮南矿路公司和华商大通公司在上海中国银行大厦召开联席股东会,议决合并主要事项:经双方法定代理人签订合并合同,交董事会迅速办理《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资本方案》,呈请主管官署核准施行《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修正案。会议同时改选了合并后的首届董事会和监察人,霍亚民任董事长,张静江、孙越崎、宋子文、朱用和等8人任常务董事,孔祥熙、孙科、杜月笙、孔令侃等14人任董事,徐国懋、庄叔豪、翟季刚等9人担任监察人。两公司正式合并后,名称仍沿袭“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”,华商大通公司不复存在。

    1947年12月25日,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会议上作了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报告,明确指出: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,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,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,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。这个垄断资本,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,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。”毛泽东同志的报告,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,实质上代表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,从而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重要经济基础。

    以宋子文为后台的淮南矿路公司,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发展生产力、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;但由于其根子上源于国家垄断资本,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,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采取政治和军事等手段,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矿工,以期通过强化行政专制体制来维持官僚资本的经济统治地位。

☆淮南矿路警察总所警员合影

    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,淮南矿路公司虽然有着完整的组织机构、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宽裕的财务资金,但在蒋介石反动政权面临总崩溃的历史大背景下,矿路公司也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挣扎着,同样面临倒闭的命运。

    一是资金周转十分困难。由于在销售上受到国民党政府燃料管理委员会的硬性统管,淮南煤炭绝大多数被燃管委统一收购,然后加高价售出,从中谋取暴利。矿路公司受此盘剥,营业收入大为减少,而各项开支却随着物价俱增,导致公司入不敷出,“经济周转困难万状,存料耗竭,进补维艰,几有日日如度年关之苦!”,致使矿上“不能凿井、不能回采、不能筑路......”等。

    二是煤炭生产逐渐萎缩。官僚资本接收淮南煤矿后,虽然在开凿新井、延深老井方面有所成绩,但矿区总体仍然沿用旧式采煤方法,继续使用日本人留下来的残缺机器设备,重大生产事故接连发生。据统计,1946年至1948年三年中,矿区共死亡矿工154人。

    三是修复水裕铁路步履维艰。抗战胜利后,矿路公司急欲修复180多公里的水裕铁路,以图打通另一条到达长江的煤运通道。但庞大的工程费用,公司已无力开支;添置机车、车辆等所需大量外汇,公司此时却没有任何外汇来源。种种原因,致使工程进展缓慢、困难重重。直到1949年1月,仅修通水家湖至合肥一段70公里线路。

    四是矿工生活每况愈下。1946年12月至1947年12月的一年间,矿路公司计算的生活指数由3120增至29198,接近10倍;面粉价格由每斤320元增至7000元,增长23倍。尽管公司采取对矿工工资先行缩小百分比折扣、再逐步提高生活指数及限制包工头经手工薪等措施,但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,矿工生活依然是朝不保夕。

    五是矿区局势较为混乱。1947年6月,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径矿区周边,并一度占领阜阳、颍上、凤台等县城。淮南矿路公司高层和国民党特别党部惶惶不可终日,急忙“请兵进剿”以求保护自身安全,加上军费开支摊派、津浦铁路中断、外运煤炭骤减、银行借贷压缩等原因,“整个公司便有断炊之虑,职工愈万任何风潮皆可发生,瞻念前途不寒而栗!”。同时,矿路公司高层也指责国民党反动政府“一再责令增加生产,而其行事徒见束缚之加重,殊为遗憾,欲求发展如白日梦魇。”(孙学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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